提起故乡，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葱葱茏茏的森林和广阔无涯的草原——曾经，我和母亲在那片走了无数遍的林子里迷了路，走了一个晚上才终于找到家的方向；曾经，我和父亲在流经草原的那条小河里捕过鱼，那柳条编制的“口袋网”里挤满了草原湖泊里常见的“白条子”鱼……
记忆里最美的景致，还是夏日长满花草的大草原，草原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绿的，大片大片蔓延开来，起伏之间不见边际，大自然的这种创造生命的力量真是让人惊叹。那时候，放学或农忙后我只要在那里坐一坐，就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愉悦油然而生，它能让人真正安静下来，放松全部身心，去融入到大自然中。
和当下追求的一些欲望的快速满足不同，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时的愉悦是平静而绵长的。我向往这种平静的喜悦。这样的曼妙草原景致，自我走出那片草原后再没看到了。多年后再回去寻，也不是最初的面貌了。
01
我的故乡在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察尔森镇，地处大兴安岭南麓余脉，属浅山丘陵地带。森林和草原风光于一体，树木繁茂，绿草如茵，是一座美丽安谧的边陲小镇。“察尔森”系蒙古语，意为“柞木”，过去因该地满山遍野长着柞树，因得此名。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察尔森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后旗所在地，于年并入科尔沁右翼前旗，改名为察尔森努图克公所。年改为察尔森镇。
我出生在一个半农半牧的农民家里。母亲曾经是大牧主的女儿，后来和他家的长工结了婚，也就是我的父亲，他们生下了9个孩子。那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物质相当匮乏，一家人经常饿肚子，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父母还是坚持供我们读书，因为他们坚信只有知识才能改变贫穷的命运。我们也很争气，兄妹9人都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最终走出了农村。
现在回想起来，父母把我们拉扯大真的不容易。那时地里常年种植的是玉米，因为产量相对比较高，能够勉强供应我们一家的口粮。所以我们是吃着玉米粗粮长大的，一年下来几乎只能吃上一顿白米饭，而且那时每次吃白米饭从来都没觉得吃饱过。
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哥、二哥结婚时，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要宴请全村人吃饭庆贺。请了两次客后，我们家就没有余粮了，母亲就差我去亲戚家借粮食。那时我才十来岁，就自己赶着牛车出发了。
亲戚欣然同意了，便留我吃饭，我们草原民族向来热情，总是用最好的食物招待客人，那时米饭特别珍贵，所以在亲戚家里我吃到了米饭。一碗饭下肚后，我自然是没吃饱的，但是脸皮又薄，不好说“请再给我盛一碗”，怎么办呢？我举起空碗作上下打量的样子，向亲戚问道：“这碗很不错，是什么时候买的？”亲戚自然知道我的饭吃完了，想再盛一碗。但是那时谁家都不富裕，下锅的米也有限，锅里这时早空了。可是亲戚又不能说米饭吃完了，这样也会显得待客很没有礼貌。但是这个亲戚很聪明，她径直走进厨房，把那个空锅端出来，说：“和这个锅一起买的”。这样一来，不仅达到了沟通的效果，主人和客人的面子也保全了。
02
儿时上学的岁月也特别值得回味。那时我们上学的地方在察尔森镇上，离家特别远，要走过一片草原，翻过一座大山才到我的学校。我们天还没亮就要出门，走着走着，天大亮了，草原上的蚱蜢也出来了，我们经常抓着几只蚱蜢边走边玩。
我有一个特别要好的小伙伴，我俩经常一起结伴上学。路上我俩除了玩蚱蜢这些小动物外，我的朋友还经常叫我给他讲故事，然后作为犒劳，他会和我分享一些好吃的。像《三国演义》《薛刚反唐》这些传统历史故事我都信手拈来，而这些故事我都是从我们草原上的乌力格尔那里听到的。
乌力格尔，蒙古语意为“说书”，俗称“蒙古书”，是我们蒙古族的一种曲艺形式。它最初的形式与西方中世纪的吟游诗人相似，艺人们身背四弦琴或者潮尔(马头琴)，在大草原上随风漂泊，四处流浪，追逐蒙古包和王爷贵族们的府邸，一人一琴，自拉自唱，精彩的说唱、长篇的传奇成为草原上最受人们欢迎的艺术形式之一。
我们把说唱乌力格尔的艺人称为“胡尔奇”。苍茫辽远的草原造就胡尔奇浪漫开阔的艺术气息。小时候，家里没有电灯，也没有广播，一到晚上我们就喜欢听乌力格尔，胡尔奇将悠扬的四弦琴缓缓拉起，生动的故事说唱开来。由于胡尔奇的表演风格和故事内容的差异，或优美如诗，或悬念迭起，直令牧民全然沉浸于故事之中，忘乎其所在。经验丰富的胡尔奇也可即兴表演，只要我们给出题目，他即可出口成章。
从故事的熏陶里，我们从小感受到民族大团结大融合的伟大力量。我们蒙古族很尊崇英雄，谁把国家繁荣了，谁把国家团结了，我们就尊他为英雄。所以乌力格尔大多也是对英雄故事的说唱，比如传统经典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被编译成蒙古语说唱，在广大农牧民中很受欢迎。解放后，艺术家将当代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雷锋的故事》等改编演唱，也对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大的教育启发意义。
年5月20日，“蒙古族乌力格尔”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认为这对乌力格尔的保护和传承，对于夯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增强少数民族交往、交融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03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草原上的河流。家乡的那条河流不大，在绿色的草原上尤其显得蜿蜒飘逸，但是河里却生活着大量的鱼虾，最常见的就是鲶鱼和白条鱼（俗称“白条子”）。
每到夏季，父亲总会领着我们兄妹几人去河边捕鱼。我们用柳条编制成大小适宜的“口袋网”，把它架在河口，雨季来临的时候，水湍急起来，随流而下的鱼儿被冲进“口袋网”里就没法再出去，我们就能捞到大半篓的新鲜鱼儿。
我们还喜欢用自制的鱼竿钓鱼，每次鱼儿上钩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是鲶鱼还是白条子。鲶鱼劲可大了，每次鲶鱼上钩的时候，鱼竿都被拉得老弯了，我们只能屏声静气用大力气把它拉上来。这是我们最兴奋快乐的时刻，仿佛自己征服了草原上的一个庞然大物。
因为我们家的孩子都学习成才了，而且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培养出了校长，父亲觉得很自豪，他说按南方打麻将的说法，这叫“校长一条龙”。村里人说，正是因为我们吃多了草原河流里这些鱼儿，我们兄妹几人才这么聪明，这么会念书。
小时候还有一件难忘的趣事就是在我们的果园摘果子吃。我们这里盛产沙果、杏、梨等水果，每到杏成熟的时节，我们就躺在杏树下，用脚去蹬杏树干，成熟的杏子就被抖落下来，那才是已经熟透的、最好吃的杏子。梨呢，我们这里最喜欢吃见了霜冻的冻梨，这沁入心脾的滋味，如今再难尝到了。
我们家9个孩子都受教育了，这在当时是十分少见的。因为孩子去念书以后家里就没有劳力了，一家人的吃饭问题就更困难了，但是我的父母坚持再苦再难也要供我们读书。放学后，我们也很自觉地参加劳动，秋收季节，还得帮着家里搞“双抢”。
家中九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六。由于姊妹众多，如果只靠父母在农村微薄的劳作收入，很难供完我们所有人读书，所以我们弟妹们的成长更多的是依靠兄长的帮扶——老大学业完成，工作后供下面的弟妹们读书，这样阶梯式的帮助让我们九兄妹都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如果说要感恩，除了感恩父母，接下来就是感恩我的兄嫂了。
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大哥就在察尔森中学当老师了，我们下面的四个弟妹于是就去我大哥家吃饭。一个小家，加了我们四个成长期孩子的口粮，粮食从哪里来？那时我大哥的工资才20多块，哪供得了这么多？因而大多时候是我大姐、二哥用小车把菜和粮食拉到学校来，我嫂子每天就给我们做饭吃。家里多了四个人，嫂子要做的事情比以前多多了。
那时我们早晨有早自习，学完以后就会看看大哥家烟囱的方向，烟要是停了，表示饭已经熟了，我们就过去吃饭。这样日复一日坚持了几年，大哥大嫂也非常不容易。我们逮着机会也去帮大嫂做做家务，挑挑水，劈劈柴，减轻一点大嫂的负担。
记得我上大学时，我二姐也读中专了。我获得公费培养，学费全免，生活费主要是我三哥从他的工资里匀给我的。那时我三哥已经到部队，他结婚时家里没有置办家具，却给我和二姐一人买了一块孔雀牌手表，说方便我们学习看时间。那时的孔雀牌手表是很贵的，值得上几件像样的家具钱，所以我们家这种家族兄弟的感情真的是非常深厚。
如今，我们一家人都走出了农村，父母也被我们接到呼和浩特生活了十几年。前年我94岁的老父亲过世了，母亲今年93岁。我的父母都是高寿，这与他们的乐观快乐和儿女们的孝顺有关，这种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的家风造就了这种安然和顺的家庭氛围。工作多年，我出过国，去过祖国大江南北，但是最留恋向往的还是我的故乡。希望我的故乡，如初升的太阳那样光芒四射，温暖人心。希望故乡的生态越来越美好，人民越来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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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人物》记者吴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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