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到了杭盖乐队队长伊立奇的老家，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窗外的火力电厂吞云吐雾，为北京提供了五分之一的用电量，而队长家里停着电，一片漆黑。人们找出应急灯，点上蜡烛，桌上有酒有肉，四野寂静，只剩下呼麦歌声和关于成吉思汗的故事。
从左至右
1.双排扣毛领褶皱纹路夹克和针织拼毛呢礼帽GiorgioArmani/墨镜OliverPeoples
2.黑色皮夹克和阔腿长裤均为EmporioArmani/黑色麂皮贝雷帽Cerruti/墨镜Ray-Ban
3.黑色工装皮衣BottegaVeneta/羊毛礼帽EmporioArmani
4.皮毛马甲BrunelloCucinelli/墨镜Ray-Ban
「上都」
杭盖乐队和朋友们围坐在一张方形的长桌前。长桌上最吸引人的是一盆肉，有蒸熟的牛肉、羊肉、血肠，红白相间，大块垒垒，蒙古小刀搁在盆子里，吃的人便挽着袖子上手割肉。桌上还有来自蒙古国的香肠，两份卤鸭，蔬菜则是腌制的黄瓜、白菜叶，全是蒙古式的家常。
能吃的似乎都搬上桌了，桌上还有一袋麻花、一袋花生、一盒山楂片。最不搭的可能是一盘三文鱼，那是杭盖乐队的队长伊立奇从北京宜家带来的。除了肉，当然不能少了酒，两瓶草原白酒放在桌上，绿瓶白皮，度数六十，可以点出火来，只要十块钱一瓶。除此，还有黑方威士忌一整瓶，红酒大半，两桶二十斤装的啤酒，像两块黄色巨石压在桌上。
这里是内蒙古正蓝旗，离北京公里，距离不算太远，但一过了张家口，阴山以北，景色便大不相同，扭曲低矮的石头山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秋原，秋草萋萋，马群和羊群四散点缀，像草地上的鹅卵石。
开车从高速下来，看到这个街口，就进入正蓝旗了。
小城楼房低矮，粉刷雪白，街道空阔，少见行人，倒是城边一条河名叫闪电河，陡增几股气势。每年，当杭盖乐队要出一年的新专辑，写新歌的时候，乐队成员便从北京、青海、成都、香港汇聚于此，待上十数天，他们在草原上的一座蒙古包里排练、编曲、合演，也在蒙古包里吃饭。蒙古包是新式的，三面都是玻璃，累了的时候他们便看向玻璃外，马在吃草，金莲花开满整片草原。他们对这片草原如此依恋，队长伊立奇甚至在正蓝旗买了房子，从北京搬到了这来住。
说起正蓝旗，没几个人知道，但离城市不到十来公里，就是八百年前的元上都。上都之名，在《马可波罗行记》里是梦幻之都的代名词，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马可波罗记载的那个帝国的都城是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但在元代，大都是冬宫，上都才是夏都，每到春夏，大元皇帝便北行前往草原，管理他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正蓝旗附近是八百年前的元上都，每到春夏，大元皇帝便来到这里，管理他横跨欧亚的帝国。
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汗的时候，正是一年春暖时节。马可波罗曾经这么描述这座世界之都，以及蒙古人的骄傲：“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殿的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装饰得富丽堂皇......当大汗骑马驰骋在这片草地上的时候，他常命令侍卫带上一头或数头小豹同行。当大汗高兴时，就会放出这些小豹，这些小豹则马上就会扑向牝鹿、山羊或黄鹿。而大汗却将小豹取的动物送去喂鹰，仅借小豹的猎兽取乐而已。”
这座城市曾是这个世界最强大民族王冠上的宝石，金莲川草原，承载了蒙古人所有的骄傲和失落，一共六位大元皇帝在此登基，而大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妥欢帖木儿面对元末的农民起义，一筹莫展，也是从北京逃往的上都，接踵而至的是如尘般愤怒的汉族军队，他们将上都化为草原上的断壁残垣。
太阳落山，气温骤降，草原之城显露出严酷的一面。
我们围坐桌前的这个夜晚，草原空空寂寂。
“蓝旗什么声音都没有，只有我们的声音。”胡日查说，“你们耳朵不嗡嗡的吗？”胡日查是杭盖乐队的主唱，口弦歌者，他举起酒杯让我们聆听草原空阔辽远的声音。他有着壮硕的体材，坐下的时候像一口巨型的钟。他留着浓密的胡子，方面大耳，带一条手指粗细的银链，胸口是一个骷髅头，有点美国嬉皮士的打扮。他的坐骑现在不是马，而是一辆哈雷摩托，但无人会怀疑他不是一条蒙古大汉。他是和硕特蒙古人，世居青海德令哈，他的太姥爷曾经将追赶的敌人埋进沙丘。如今，胡日查最爱说的两句话分别是，“喝点酒吧。”以及“让我们唱歌吧。”
“一到蓝旗这边，能放松下来，在北京老赶着和挤着。”伊立奇说，他是杭盖乐队的创始人，大家都叫他队长，他弹奏蒙古族的传统乐器套布秀勒（一种传统的两弦弹拨乐器），班卓琴，并担任呼麦。他是蒙古族，但在北京长大，现在则搬回了正蓝旗。相比蒙古人通常强壮的体魄，他显得有些瘦小，喜欢眯着眼睛笑，还有点焉儿，但说起音乐和蒙古，就会陡得精神起来。
通过《马可波罗行记》，上都成为欧洲人想象中的世界之都，被诗人和文人写进自己的作品，变成一个梦，最终，它成了欧洲许多民族语言中的一个特殊的词汇，表达梦想之地，犹如“香格里拉”一样，一个可以用美丽、繁华、神秘来形容之处。它的影响力直至当代，天文学家甚至用“上都”一词命名了土星的第六颗卫星。
在国外，上都之名远比国内著名。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支乐队的写照。当杭盖乐队在国内还未被广为熟悉时，就已经在国际舞台上闯出声名。或许是在欧美知名度最高的中国乐队。
可兹佐证的证据不胜枚举：十年来，杭盖乐队在东西方的六十多个国家，演出超过五百多场，参演了“欧洲四大音乐节”之一匈牙利的Sziget和丹麦的Roskilde（罗斯基勒音乐节）；在荷兰最大的摇滚音乐节Lowlands压轴、在世界最大的重金属音乐节WakenOpenAir压轴、在欧洲最大的金属音乐节之一ZwarteCross压轴，在澳大利亚最大的民谣音乐节Woodford压轴、在亚洲最大摇滚音乐节Fujirock（富士音乐节）压轴......
「杭盖」
他们的专辑《远走的人》曾被英国著名权威音乐杂志《MOJO》评选为“年度十大世界音乐唱片”。但直到年，他们获得了《中国好歌曲》的冠军，在国内的名气才直线上升。
原因之一，可能是杭盖乐队的大部分歌曲都是用蒙语演唱，在国内音乐圈，无疑有些另类，而且没有官方翻译的歌词。对于身处汉文化圈的歌迷来说，接受起来就没那么轻易。在《中国好歌曲》的决赛现场，他们应要求将蒙语歌词改成了汉语，唱起来总有些不得劲。
队长伊立奇、主唱胡日查
黑色皮夹克EmporioArmani/黑色麂皮贝雷帽Cerruti
皮毛马甲BrunelloCucinell/墨镜Ray-Ban
对此，队长伊立奇倒是不大在乎，“这是个过程,有的人比较在乎歌词，但国外都不在乎，没有人非得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让他在乎的是如果强行将蒙语翻译成汉语，会面临失真，“这中间会丢失很多东西。因为蒙语的意思太丰富了，蒙语形容的状态特别多，感情色彩会分很多层次，汉语里没有正好能对应的词。用汉语只能很简化地翻译。我们来翻译也不行。”他决定举一个例子，吐出了一句蒙语，他说如果翻译成汉语，意思是洁白的房里炊烟升起，但其实在蒙语里，这个烟指的是牛粪点着之后冒出来的烟，“非得要改编成汉语，唱了后就别扭得不得了。”
听起来，这段说辞更像是身为蒙古人的骄傲。这种骄傲古已有之，蒙古林丹汗曾经在信中嘲讽地问候努尔哈赤：“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英明皇帝安宁无恙耶？”从这个角度来看，蒙族远比满族绵长，当已经找不到几个能说满语的满族人时，在蒙古高原，这一语言的生命力依然顽强。比如在酒桌上，杭盖乐队和他们的朋友间，总是汉语和蒙语齐飞，如果要表达最真挚的情感，似乎还是蒙语比较妥帖。当然，和一般蒙古人不同的是，若是喝醉了，杭盖乐队的成员们也会飚英文。
顺着蒙古人的骄傲，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延伸向历史。伊立奇说，他的家族历史上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那还是在蒙族的先祖匈奴之时，大汗的铁骑滚滚而来，是他的家族发现了被惊飞的候鸟，率领一部分族人避居兴安岭。后来，他的先祖成为世居正蓝旗的察哈尔人，他们不仅曾是黄金家族的铁卫，在满清之时，也是皇帝陛下最勇猛的战士。僧格林沁冲向英法联军的八旗骑兵，便有两千察哈尔人，他们纷纷战死沙场。伊立奇说，他的祖父便是一名骑兵。听着祖辈的故事，伊立奇在正蓝旗生活到12岁，然后随父母搬往北京。在北京，他按部就班读书到16岁，进了修飞机的技校，两三年后在首都机场成了一名修飞机的技工，值班两天休息两天，工作谈不上枯燥但也有些无聊。最值得回忆的，是亲手拆解了一架波音。放工之余，他玩乐队，一开始走的是说唱金属的路子，带着美国乐队“暴力反抗机器”的风格。
马头琴/呼麦巴图巴根、主唱/吉他义拉拉塔
黑色工装皮衣BottegaVeneta
双排扣毛领褶皱纹路夹克和针织拼毛呢礼帽GiorgioArman/墨镜OliverPeoples
但对西方音乐的模仿不能让他满意，于是伊立奇自学起了民族乐器，一下子沉迷其中，蒙古的血脉就这么在音乐里复活了。十年前，德国人拍摄了一部关于北京地下乐队的纪录片《北京浪花》，伊立奇便是其中最另类的一个，相比其他乐队的中式摇滚、西式愤怒，他向导演展示的是呼麦，还会站在自家窗台，一本正经地告诉拍摄者，窗外的大马路，原来就是元大都的城墙。当时，伊立奇还是一个有些忧郁的少年，他告诉德国人，因为沉迷自己选择的音乐之路，他和往日的同学、朋友已经没了联系,“我感觉我自我封闭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是一段起于微时的时光，音乐上的孤独只有同伴才能消解。伊立奇和胡日查是在一场音乐会上结识的，两个蒙人撞在了一起，喝酒就成了最好的开场白。当时大家挣得不多，花光了兜里的一百块钱，才发现没有了打车回家的路费。吉他手兼主唱义拉拉塔来自内蒙克什克腾旗，马头琴手巴图巴根出生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的一个牧民家庭。两个旗和正蓝旗东西相邻。
为了追寻音乐，他们在同一年来到北京。义拉拉塔这么描述他最初爱上音乐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草原上对着一头骆驼唱了一首关于母亲的歌曲，唱到中间的时候，骆驼的眼泪像珍珠一样一颗一颗流下来，当时我就信了这个，这就是蒙古音乐的力量吧。”巴图巴根是杰出的马头琴手，还是一个参加过拉力赛的摩托车手，他对风和速度的喜爱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有一年他驾车从正蓝旗开往北京，一路飞驰，罚款八千块，差点吊销了驾照。
这辆开了二十多年的宝马车是巴图巴根的，早已验不了车，成了伊立奇的草原坐骑。
在杭盖乐队，除了三弦兼吉他手艾伦是音乐科班出生，其他人都是自学。创作新歌的主力，义拉拉塔，队长伊立奇也闹不清他到底识不识谱，简谱估计是识，五线谱就说不准。伊立奇说，义拉拉塔反着手弹吉他，这不是他故意，而是当年自学时就这么学，现在想改也改不了。有时在音乐会上要和交响乐团合作，发下来总谱，他们总是将之弃置一旁，因为看也看不懂。当他们在正蓝旗的蒙古包里创作新曲时，那才是对他们而言最自然的状态，该是什么旋律，该是怎么编曲，都是说出来、弹出来、唱出来，几个人一合计，便成了他们的歌。
他们的歌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与血缘相通，与蒙古长调、草原民歌、马头琴、呼麦这样低沉悠扬的声音相连。间或还要有马蹄声、草原风，所以这也是一个通过音乐印证故土家园的故事，不免几分骄傲，几分幻想。乐队取名杭盖，杭盖在蒙语中，指着“一个有着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山和树林的世界。”
离开正蓝旗当天，市中心广场上正在举行蒙古运动会开幕式的彩排。
「酒歌」
上都毁灭已经超过三百年，现在这里只有一个叫做正蓝旗的小镇。小镇最巍峨的建筑是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三个巨型烟囱日复一日地在草原上吞吐云烟。据说，这个电厂的电力都是输往北京，负担了北京五分之一的发电量，但伊立奇住的小区却常常停电。我们围坐喝酒的这个夜晚，房间里就不得不点上蜡烛。
热电站是正蓝旗最显眼的建筑，据说为北京提供了五分之一的用电量。
这就好像蒙人赖以自豪的生活方式,游牧也好，纵马奔驰也好，在这个现代社会，只是对前现代生活的一种浪漫化追忆。农耕不断地向北推进，草原也不会一成不变地还是歌谣里的样子。蒙人追忆过往，外人也消费着对蒙族的想象，一个有着“绿色的草原，蓝天白云”的地方。
“但其实这种最美好的时光，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夏季瞬间就过去了，然后在整个一年里，蒙古人在草原上的生活，是和自然界做着非常艰苦的一种搏斗。在非常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伊立奇说，蒙人的音乐也是来源于此。
到草原就遇见了广阔,无论天还是地。
“我们来唱歌吧。”胡日查说，酒已半空，朋友们东倒西歪，夜色更加明亮。他把酒杯注满，酒意朦胧。他用蒙语唱起了一首民歌《金色的秋天》正蓝旗的秋天寒冷异常，到了夜晚，温度接近零度。金色的是胡杨林，白日里，金色的叶子随风摇摆，像阳光坠落在草原。但叶子很快便会落光，冬天就来了。伊立奇说，人生的状态也是这样，《金色的秋天》唱的是秋景，但也是在感慨人生、生命和自然。
“长调歌就是哲学，长调歌就是解释人的一生，是用音乐解释了哲学，长调就是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草原上公认的长调大师，是他心灵上的东西，超过了普通人。”
胡日查举着杯说：“我特别希望每个人都活得有意思，活到一百岁自己这一生不要太辛苦，该享受生活就享受生活。”
这可以理解为什么蒙人钟情于酒。酒与歌，总是互相催发，互为意气。义拉拉塔说，参加音乐会的时候，他们总是喝着酒,那样更在状态。也确实有歌迷报告，某年某场音乐会，胡日查提着啤酒就上了舞台。伊立奇说，他们曾经一个月干掉二十多瓶蒙古国产的成吉思汗威士忌。后来放下豪言，要运一集装箱过来慢慢消灭，可惜被酒厂拒绝，理由是“自己都不够喝”。这是豪勇，也是对生活的态度。
伊立奇告诉我们更多有关蒙人音乐和蒙人哲学的认识，他说起胡日查歌声中的节奏，说那来源于蒙人马背上的颠簸，并将之与西方音乐对比，“在那个律动里，音乐是没有完全准的节奏。但是西方音乐是从教堂音乐发起的,要按规范来,讲究和谐但不是自然的。蒙人的音乐也讲和谐，但是自然的里面有沧桑。”伊立奇点燃了一根雪茄，似乎越喝酒眼神越明亮，“所以这个文化从13世纪也好，到现在也好，不是一个落后的文化。”
其实杭盖乐队已经非常国际化了，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世界各地参加音乐会。他们每年的新歌虽然都在正蓝旗排练，但专辑制作全部在国外。上一张专辑的录制便是在美国纳什维尔——乡村音乐之都。杭盖乐队用的录音室，是迈克尔杰克逊最常用的一个，而专辑制作人也是PinkFloyd的制作人。乐队成员不再住在故乡。义拉拉塔说他现在大概一年回一次老家，但草原上什么也没有，待久了就待不惯。巴图巴根跟随新婚的妻子住在了香港，开始学习港人的处世哲学还有“汤补”。人到中年，他俩都戒酒了。
倒是伊立奇，他把家搬回了正蓝旗，在当地买了房子，将母亲和女儿都接了去。他让女儿去上蒙语幼儿园，希望她能对蒙语有个印象，但再大一点，孩子还是要离开的。现在说这些还太早，他享受在正蓝旗的生活，有时清早起来，他会开车去乡下收菜，都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胡萝卜、青椒、土豆、花菜，还有一种叫大旮沓的当地菜，像萝卜，做法是和牛肉一起炖。
“我们内蒙地区，离北京这么近，在北京城里的人很难理解这个文化，因为你不在这个草原很难理解。”伊立奇说。音乐就像是文化最后的遗孑，他选择活在这种文化里，也活在这种音乐里。
“为什么他回来了，我告诉你，他是一个好孙子，是我的好安达（类似汉人的结拜兄弟）。现在又回到自己祖宗们的祖籍，多好。”胡日查有些醉了，“杭盖就是这样，我们一干十多年。容易嘛真是？一个人的人生就在这放着呢。我们做出了不少的成就，但我们还没做完，我们还要继续做。”
对此，伊立奇没有说杭盖，而是又说起了历史，或者可称为传说化了的历史。他说起了黄金家族的往事，成吉思汗告诉哲别和苏布台，他手下最杰出的两位大将，让他们往西去，什么时候见到大海什么时候回来。后来他们一去十多年，直到看见了大海，“他们当时说我们终于完成了可汗的遗愿，现在可以回来了。他们把一生放在了路上，这就是当时人的信念，人的一生就交代在那。”
从左至右
1.条纹中式领上衣花笙记/羊毛礼帽GiorgioArmani/墨镜OliverPeoples
2.黑色廓形长袍Hiuman/墨镜Ray-Ban
3.红色刺绣中式领夹克花笙记/阔腿长裤EmporioArmani/麂皮贝雷帽Cerruti
4.立领长衬衫Hiuman/羊毛礼帽EmporioArmani
摄影：庄严
采访、撰文：张啸柏
编辑：陈晞
转载请注明：http://www.0431gb208.com/sjszlff/526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