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上海民族乐团建团70周年，团庆系列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此前在上海大剧院连演三天。演出特邀指挥大师汤沐海与驻团指挥姚申申分别执棒，所有作品由青年作曲家王云飞独自担纲。整台音乐会以“文本”构思出发，从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中汲取艺术灵感，以大同天下、海纳百川的创作视角，咏叹中华国乐的文人精神和时代价值。让我们从上海民族乐团的音乐会中，看看民族音乐的当代表达。
首先是“文本”。整场音乐会由五个既有内在关联又各具特色的音乐篇章组成。以“人文精神”和“现实主义”为艺术构思，紧扣中国传统音乐“标题性”的精神内涵，将音乐语汇中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有机融合，彰显海派民乐多元包容、锐意创新的艺术特质。首章《大春秋》以吹管乐、弹拨乐与打击乐为阵容，在钟鼓齐鸣的声响与中庸平和的音调中，表达了对五千年中华礼乐精神内涵的崇敬与遥想。第二篇章《醉山水》以箫、竽、古筝、中阮、大阮、箜篌、打击乐等七件乐器隐喻“竹林七贤”，显现古代文人雅士的“雅乐”气质和品格追求。第三篇章《纳百川》可以说是舞台上最为精彩的闪光时刻，朝鲜族的伽倻琴、哈萨克族的冬不拉、蒙古族的马头琴等等，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的特色乐器轮番上阵，展现了中华大地丰富多彩、多元灿烂的多民族音乐文化。第四篇章《天行健》是为竹笛、二胡和琵琶三种乐器谱写的双重协奏曲，在乐队的协奏下，每种主奏乐器由两位演奏家共同呈现，其创作难度和演奏难度都可见一斑。在澎湃激昂的乐声中，表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生命力。第五篇章《咏中华》可谓点题之作，抒发“大美中华，永远的精神家园”的音乐主题。
除了作品本身，《国乐咏中华》在舞台上呈现出与传统音乐会的不同之处。视觉上来看，演奏家们的服装、坐姿、走位、演奏状态等都焕然一新。在演奏过程中，艺术家们常常在坐姿与站立演奏状态之间自由切换，一方面是对庄重的礼乐仪式予以强化表达，另一方面是在表演中有意表现乐器的性能，拓展了表演场域的边界。
从声音表现来看，整台演出的听觉色彩与声场色调都体现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音韵之美”。作为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青年一代作曲家的王云飞，近年来成果斐然。本场音乐会的五首原创作品，不仅体现了作曲家深切领会中国传统音乐的精神内涵，而且对于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声特征和音色魅力有着充分的掌握与运用。首先每部作品都使用了弹拨乐器，弹拨类乐器具有中国音乐独特的魅力。其次，乐队低音声部中使用的贝斯，音色饱满沉稳，有效增强了低音效果。虽然由德国厂牌制造，但形制上特意设计了带有中国元素的低音拉弦乐器。再有，在乐队的乐席摆位上，让二胡声部更加贴近观众，所获得的音色更加符合音乐会的主题和曲目所需要的温润质感。这样的布局为了达到更好的声场平衡，更是难得一见。
“大道终致远，海阔纳百川”。《国乐咏中华》音乐会在追溯传统和面向未来之间寻找平衡，在海派民乐的多元呈现中，将中华国乐融入世界音乐的语境中，让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在全球视野下绽放它独特的艺术魅力。
上海民族乐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支现代大型民族乐团，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乐团在罗小慈团长的带领下坚持守正创新，以“民族音乐、当代气质、国际表达”为宗旨，以推动民乐创新性发展为己任，不断追求民族器乐的当代价值。从国风音乐现场《海上生民乐》到展现世界音乐盛宴的《共同家园》，从呈现江南“诗意”气质的《最忆是江南》到民族交响史诗《英雄》，从聚焦城市变迁的《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到多媒体音乐现场《栀子花开了》等等，乐团连续打造开发风格多元、主题各异的海派民乐原创品牌，形成了新时代海派民乐的品牌效应，同时彰显出乐团充沛旺盛的创作活力和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回想百年前，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以“大同乐会”和“国乐改进社”为代表的艺术大师们立志为民族自强、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变革殚精竭虑，谋求发展。无论是郑觐文效仿西方管弦乐队模式组建的现代民族管弦乐队编制，还是刘天华借鉴西方小提琴技法运用到中国二胡的演奏与改良，都是在中西文化碰撞、新旧音乐观交锋的时代背景下，推动着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及思想观念的蜕变与发展。正是因为前辈们的砥砺前行，才为中国民族音乐发展揭开新的篇章。历经百年之后，中国民族音乐不仅要以深厚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更应该立足当下、开阔视野，用输出、融入的创作心态和守正、创新的音乐语言，构建当代民乐话语体系。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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