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
长城沿线多元文化的交融
宋辽金时期，是宋与辽、西夏，金与蒙古政权对峙的时期。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随着彼此之间的频繁交往，北方游牧民族逐渐仿照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放弃之前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渐渐地开辟大量的农田，这是接受汉文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影响深远，改变了宋以前以长城为农牧业分界线的格局。元代，在大一统的格局之下，蒙古族统治者采行汉法、实行行省制度；尊孔重儒，开科取士；畅行驿路交通、鼓励经济贸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行，有效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长城也失去了其军事防御的意义。,客观上促进了民族交流与融合。大量汉人从长城以南地区进入长城以北地区，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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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与更替——辽、宋、金的交往
辽宋夏金时期，契丹、党项、女真及汉族政权的并立和更替过程中,游牧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接纳农耕文化,引起了他们社会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游牧民族的冲击,也为中原王朝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对抗和融合中,为后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辽史》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以食，车马为家。”这是宋辽时期对长城南北农牧分界的形象描述。辽政权建立后，在因俗而治的政治体制下，农耕经济被引进到北方草原，农牧并重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这一些不仅使辽国经济多元化，也为北方地区手工业与城市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更为民族与文化的交融增添了活力。
玉臂鞲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玉臂鞲系白玉磨制而成，呈椭圆形片。该器出土于陈国公主驸马左臂之上，从形制和位置推测应该与架鹰有关。辽人甚喜驯鹰，以鹰猎捕动物。鹰栖于主人手臂上时，由于鹰爪力而锐，易伤其主，于是辽人就发明了硬度远高于皮革的玉臂鞲，以作臂上护具。
鎏金云纹铜马具辽代
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代钦塔拉墓出土，这套马具为铜质鎏金，由马鞍饰、马后鞧饰和马颈饰、马攀胸饰、马络头饰五组器物构成。饰件主要钉缀和镶嵌在皮革和木器上，饰以锤揲、錾花等高超的加工工艺，采用高浮雕和平面线刻相结合的装饰手法、錾刻云纹等图案。整套马具装饰华丽，做工讲究，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的尊贵，也使人们目睹了契丹錃金马具的风采。
玛瑙骨朵辽代
骨朵为辽代帝王、官吏或衙役随身携带的武器,因其用途和形状的不同,有蒜头棒、铁瓜、朱蒜、瓜锤、锤挝等名称。除用作常备武器外,骨朵还用作杖击类刑具、卤薄仪仗类器具及作为某种身份地位的标志。此骨朵为玉质,当为契丹贵族游猎出行时的仪仗用具。
鎏金高翅银冠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受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基出土，高翅冠是契丹贵族妇女专用的一种冠饰。该冠用出金薄银片分别锤击。井用细银丝缝缀加固而成。正面和两侧立翅镂孔并錾刻火焰宝珠、风鸟和云纹等。冠顶缀饰道教原始天尊像，陈国公主的伯父辽圣宗以及叔父耶律隆裕都是虔诚的道教信徒，此冠以道教人物为饰反映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传播。
骨鸣镝辽代
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又称响箭，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发明的一种武器，用于战争和狩猎。骨鸣镝用骨头加工而成，内有孔穴，飞行时能发出响声。除了作为远射武器之外，骨鸣镝兼有信号、指示和威慑敌人的功能。
双凤戏珠纹鎏金捍腰辽代
捍腰也称“擀腰”，是一种旨在御寒和保护腰部的戎装。这件捍腰呈山字形，中间高，两边低。表面以卷草纹为地，中间饰火焰纹，两边饰双风纹，四周饰样云纹。
金面具辽代
钣金成型，面部轮廓方正规整，五官皆用锤击手法表现，虽显粗扩，却频为传神，充分显示辽代金银器制作独特的艺术风格，该面具与内蒙古辽陈国公主暮中公主所戴面具相类，推测应为女性所佩。
动物形玉佩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玉佩为白玉质，由1件璧形玉饰以鎏金银链垂挂5件玉坠组成。璧形玉饰正面用细线浅雕十二生肖形象，显示十二生肖对契丹族深远的影响。玉坠有蛇、猴、蝎、蟾蜍、蜥蜴5种形象，表明玉佩不仅起装饰作用，更有辟邪之功能。
金銙银鞓蹀躞带辽代
金銙银鞓蹀躞带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长带和系垂的小带用薄银片制作带扣，带銙等带具和带饰为金质。方形带銙上均有“古眼”，垂系11条小带，其中有两条小带上还各系1件錾花银囊，内侧相邻的2条小带下垂挂1件倒置葫芦形兽面纹金带饰，此条蹀躞带是目前所见到的辽代最为完整的腰带。虽为随葬用的明器，但与实用腰带完全相同。
灰陶螭首辽代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辽代丰州古城西北角有一座辽晚期修建的万部华严经塔，在清理万部华严经塔的基座时出土了这件灰陶龙头建筑构件。
兽面纹瓦当辽代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古城出土。灰陶，正面雕刻兽面纹，边缘用花瓣纹装饰。此件瓦当上为圆形瓦当，下为三角形滴水状，是瓦当与滴水的合体。
“虔州瑞金县纳到政和四年天宁节银”银铤宋代
内蒙古地区曾发现多件表面錾刻铭文的北宋时期的银锭，专家认为是当年辽宋和平交往后，北宋输往辽朝岁币银的一部分。
玉砚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砚体似用岫岩玉制成，为箕形，研磨面呈斜坡形，墨池较浅，平底，前端底部有2个方形矮足。契丹族虽有自己的文字，但贵族妇女一般都精通汉文，富于文采者甚多，如陈国公主的庶母秦晋国妃、天祚文妃萧氏都能于文辞。
鎏金高士图银杯辽代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杯作7面，口沿、圈足、器腹均以凸起的联珠纹作边框，口沿下外侧錾饰一周对鸟衔花纹，器腹7面錾饰7个闲逸的高士，均头戴花冠，身着宽袖长袍，有抚琴、看书、书写、举杯、闲坐等，形态各异。
这种带柄杯与粟特银杯的器形非常接近，也是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器形。耶律羽之墓的这件银杯特殊之处在于七棱杯体和柄缺失，有异于粟特常见的八棱杯体和完整的环柄。杯体七面体内各錾一位高士，如果确为中国传统的竹林七贤题材，那么这种器形的局部改良是为了安排七位高士特意而为，是契丹工匠对粟特器形的创新产品。
花口金杯辽代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杯身呈五曲花瓣形，腹壁錾刻五只鸿雁，或飞翔、或俯卧、或衔食、或嬉戏，形态各异。内底仰莲纹中錾刻一对首尾相随的摩羯纹。
绿釉凤首瓶辽代
辽代晚期制品，花式杯口为风冠，冠下为风首衔珠，风首后部是风尾，造型犹如一只敛翼直立的凤乌。凤首瓶唐代已有类似制品，多为注壶，辽代发展处高体凤首瓶，集装饰性和实用性于一身。
牡丹纹鎏金银饰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原为一对。牌饰为长方形，下垂五串流苏，流苏上用链挂在五个镂空的圆形花盘上，每串7个流苏。长方形牌饰中间部分为镂空的牡丹纹，其外饰一周连珠纹。背面有长方形鎏金银框，与牌饰铆合在一起，中间残留有丝织品。
龙纹金花银盒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为盛化妆品的盒。出土时盒内放置1件银盖罐和3件银盒，其中2件分别装有胭脂和粉。
八曲联弧形金盒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佩囊，也叫荷囊，用以盛放印章、鱼符等。置于墓主人腰部右侧。
鱼形玉盒，松石珠饰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佩件由1件玉盒、1件玉饰和琥珀珠、绿松石等用细金丝穿系而成。玉盒用白玉雕成，整体呈鱼形，中剖为两半，以子母口扣合。鱼在契丹族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形象在契丹贵族的佩饰中屡屡出现。
鎏金团龙戏珠纹银碗辽代
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附马赠卫国王墓出土。钣金成型，直口、斜腹、圆底，碗内底中部鎏金并錾团龙戏珠纹，口沿饰莲瓣纹一周。纹饰风格深受唐代金银器影响。
乳钉纹玻璃盘辽代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陈国公主墓出土。盘圆唇，敞口，弧腹，圈足。器壁较厚，外饰一周29个锥形乳钉。陈国公主墓共出土7件玻璃器，据墓志记载，墓主人于辽开泰七年（年）下葬，也意味着这批玻璃器不会晚于11世纪初。陈国公主墓出土成批西方玻璃器，并非孤立现象，属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辽宁省朝阳市等地也曾有所发现，说明在唐代兴盛一时的“丝绸之路”之后，继之以中国北方通往中亚、西亚的交通路线却依然保持着繁荣。
双凤纹鎏金银盘辽代
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银板锤揲，鎏金。五曲形宽平沿，凸内外缘起棱，花形浅腹，平底，圈足外撇。沿面錾饰五组牡丹花，鱼子纹衬底，腹内壁錾饰宝相蓬瓣纹，内底中心錾饰对飞的双凤，双凤周围錾饰牡丹花，底衬鱼子纹，圈足底边錾饰一周宝相莲纹，凤纹具有唐代特点，雄劲华围，是契丹人喜爱的装饰纹样。
三彩印花牡丹纹盘辽代
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小刘杖子墓出土。敞口，浅腹，平底，圈足。盘内从内到外印三周花纹，盘内心为菊花纹，两周都为牡丹花叶纹。盘内壁施黄白绿三彩，盘外施黄釉。是辽代晚期赤峰缸瓦窑生产的辽三彩精品。
西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它立国西陲，统治了今甘肃、宁夏大部分地区及内蒙古、陕西、青海部分地区，与两宋、辽、金相抗衡。其政治多仿唐、宋，创立自己的文字“西夏文”。
西夏文书西夏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出土，西夏文又名河西字，唐古特文，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由西夏景宗李元吴称帝前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其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西夏文书更是研究西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珍贵实物资料。黑城古城，原为西夏黑水城，是黑水镇燕军司驻地，至元二十三年（年）元设路总管府，称亦集乃路。黑城出土文书近件，其中汉文文书达余件，其他为西夏文、畏兀儿体蒙古文、八思巴文、藏文等各种文字文书。
褐釉剔花钵西夏
敛口，圆唇，鼓腹，圈足。施褐色釉，用剔地露胎的技法在腹部剔刻连枝海棠花叶纹。
黑釉剔花扁盒西夏
平顶盖，顶部有半圆形扁平钮，钮上有穿孔，盖面剔刻缠枝花纹，盖侧边缘副刻卷云纹。盒子母口，平底，盒侧面剔刻缠枝花纹。剔花或者剔划花相结合是西夏瓷器的主要装饰技法。
透雕双鱼纹金指剔西夏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高油坊窖藏出土，黄金模铸而成。柄端为三瓣花形，上套连圆环。柄，镂空对腹的双鱼形，口托仰荷、仰莲间以连珠纹；鱼尾下方浮雕有仰俯莲、仰荷、瓜棱，间以连珠纹。柄下连接双面斜刃指剔。小巧精致，纹饰中渗透着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在同一墓中的金银器中，还有莲花形金盏托、金佛造像、桃形冠饰等具有佛教文化的器物，反映了西夏崇佛的盛况。
年女真族与北宋联合灭辽，建立起统御北方的金政权，次年又灭北宋。公元年，金迁都中都（今北京）。从熙宗起，金朝改用辽、宋的汉官制度，以加强中央集权。金朝的统治中心虽在中原，但为了防卫北方日益崛起的蒙古部落，金也在北方草原上修筑起军事防御性质的体系——金界壕。
金界壕遗址
三彩盘金代
盘内壁以白釉为底色，釉上施黄、绿、白三彩釉。盘内底绘鸭戏水草图。壁外及口沿施绿色釉，下腹至底露胎。属于磁州窑系瓷器的一种。三彩盘在金元时期比较流行，元代以后三彩器的制作逐渐衰落。
“富民县”铭铜钹金代
铜钹上刻“丰州富民县官军户西院”10字铭文。丰州富民县为金代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的建置，军户西院为该县掌管军民的机构。
童子戏花纹铜镜金代
圆形，圆钮，镜背绕钮饰四童子戏花纹，四童子形态各异，或仰或俯，嬉戏于花枝间。
多元汇聚——元朝的大一统
年,经过长期征战,蒙古乞颜部落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政权。随后又南下攻灭夏、金政权,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年建立的元朝,使得中华一统的疆域空前广阔,来自境内外的民族众多。元初,统治者十分注重南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对科技文化亦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有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陶车马人物俑元代
陶车马人物俑元代
元代时，蒙古人流行深埋、薄葬的丧葬方式，再加上纸制冥器已经相当普遍，只有少数汉人或少数民族贵族才用俑陪葬，作为明器的陶俑就很少出现在元人墓葬中了。此组随葬品选材于蒙古人日常必备的车、马、驼及人物形象。人物或着左衽交领长袍、足登靴的民族服装，或着汉式短服，神态逼真生动。
汉白玉螭首元代
琉璃瓦当元代
琉璃螭首元代
灰陶角柱元代
元朝实行“两都巡幸制”，上都为元朝的陪都，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金莲川。与大都（今北京）南北遥望。年，忽必烈决定在这片草原上修建城池，历经三年而成。上都是一座颇具蒙古风格的汉式城市，由宫城、皇城和外城组成，年6月。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元通行宝钞”纸币元代
宝钞以桑麻纸制成，为至元二十四年（年）印制发行，为元代各种宝钞中使用时间最长的纸币。宝钞最上方通栏正楷横书“至元通行宝钞”六字，栏下版面四边为纹饰，中间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中央横书“贯”二字，字下有两贯钱纹。左右分别刻有八思巴字译写汉文的“至元宝钞”、“诸路通行”，文下则各是汉字“字料”“字号”。下部发行机关尚书省明文规定“首告者赏银五锭，伪造者处死”。
“元贞元年大都路造”铜权元代
铜权上部为倒梯形鼻钮，权身为略扁的六角塔形。束腰，下接六角形须弥式底座，权身铭文“元贞元年大都路造”。“元贞元年”为铸权年号。“大都路“指当时的铸权都门大都路总管府，铜权上除阴刻汉文外，尚铸有八思巴文、波斯文和回間体蒙古文等大种文字，为元代度量倾制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十字纹铜牌元代
铜质。整体以圆形为骨架，内饰十字形、直角形纹，外饰六片花鳞，对称分布，状如颗粒饱满的葵花花盘。背后有钮。
景教十字形徽章多发现于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鄂尔多斯地区，尤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较多，是宋元时期这一地区蒙古部落景教流行的见证。徽章背后有钮，可以系佩，亦可作为手章使用，故又名花押。徽章以十字为骨干而变化出多种样式，外缘多呈六角或八角形。
刻伊斯兰文铜笔洗元代
铜质，内部鎏金。洗壁内敛，口沿向外平展。中心绘花枝缠绕的狮身人面像，周匝以放射状刻有一圈伊斯兰文字，口沿及外壁皆有纹饰，笔洗本为中国文房用具，内中狮身人面像又是埃及的标识，狮鬃状如清真寺顶，该洗充分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金刚铃、杵铃元代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故城出土，金刚铃为藏传佛教常用法器，与金刚杵配合使用。柄端常有佛头、观音或五股金刚杵形。与金刚杵一起使用，以金刚铃代表阴性，金刚杵代表阳性，有阴阳和合之意。
高足金杯元代
锤揲焊接成型。口沿外卷成圆唇，口微侈，深腹，圜底，高足较粗，呈倒置的喇叭状，腹壁光素无纹。高足杯又称马上杯、把杯，是饮酒或盛果实的器皿，也是元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物，与蒙古族席地而坐的生活习性有关。
花瓣形鋬耳金杯元代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五股泉出土。这种金杯应是一种酒器，流行蒙元时期的草原地区，最突出的特征是杯沿外接月牙形或多曲的耳，耳下连指环。
金钗元代
金钗经模压，銴刻而成，一端为细长金条，另一端表现出一童子在莲花上化生的情景。整个金钗玲珑别致，反映出元代超高的金银器制作水平。
嵌宝石掐丝金花饰元代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思格尔河出土。大致呈菱花形，布局四组对称图案。每组图案以嵌宝石花饰为主，边饰花叶。花饰以一枚金片作底对，周用细金条或金丝攒起，上面复以金丝做成联珠纹边框，并做出几个花池用以嵌宝石。各花孔之间均以丝工艺制成缠枝花地，背面的金片上有数个缀孔。由于蒙元王朝统治者对产自西亚一带“回回石头”的偏爱，使得元代金银器镶嵌之风的繁盛。恩格尔河墓葬同出物中还有玻璃器碎片，无疑证实其是丝绸之路的产物，是东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的结果。
鎏金錾花双系银钵元代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出土，通体鎏金，圜底，钵两侧置吊耳，钵底锤揲花卉浮雕饰，钵腹浅浮雕荷叶状花式，钵内錾刻花卉纹饰。整个器物展现出元代金银器以花纹为主，玲珑俊俏的特点，也反映出元代精湛的金银器手工技巧。
人物花卉纹金碟元代
金质，浅腹，平底，宽平沿，碟心錾刻人物纹，碟沿錾刻波纹。器物纹饰简练，造型精巧，体现出元代早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时期的特点。
龙凤纹金鞍饰元代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墓葬出土，蒙元马鞍的造型，前桥加宽，后桥渐缓。制作采用了锤擛、錾刻、浮雕、镂空等工艺。将龙凤、瑞兽的图案和牡丹、海棠、忍冬、联珠等众多的花纹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交替，雍容华丽，流光溢彩。年出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兰沟墓出土一套卧鹿缠枝牡丹纹金马鞍饰件。从中可以看出蒙古族人民酷爱马和装饰马具的传统习惯。
成吉思汗圣旨银牌蒙古汗国
成吉思汗时期的圣旨银牌，银牌一面刻着“天赐成吉思皇帝圣旨疾”汉字，另一面刻着蒙文，上錾虎头饰。据介绍，成吉思汗时期的圣旨牌除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外，在内蒙古清水河县还发现一八思巴文圣旨银牌，在索伦镇发现一八思巴文圣旨金牌，此外，俄罗斯还藏有3枚，日本藏有2枚。
红绿彩瓷塑像元代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土城子出土。头戴高冠，身穿圆领阔袖对开长袍，用四色相间，装饰有开光云气纹和团花纹。属磁州窑系。塑像出土时，周围有散落的灯盏，身后放置有铜钱，还出土有其他春钱及相关文物，可见把他当作重要的供祀对象，其形象与紫微大市装饰特征相符，可能是当地供奉的文财神。
铁锈花瓷香炉元代
香炉口沿宽平，束颈。腹扁而鼓，腹上帖堆两个铺首，腹下承接三足。通体施白釉，颈部饰卷草纹，腹部饰两条草龙纹。磁州窑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以烧造黑釉、白釉、白底黑彩和白底褐彩等瓷器为主。
青釉荷叶盖罐元代
瓜棱形荷叶盖罐的器形是元代新创的器型，符合元代蒙古族粗犷大气的审美取向，其用途可能用来盛酒。为龙泉窑产品。
白釉瓷狮元代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故城遗址出土。狮子蹲坐，双前足踩一绣球，后腿微蹲，头向右方观望。颈下系一铃铛，系带负于狮背系成一大花结，直垂于下身。大尾浓毛卷曲，盘于右后腿外侧。基座为长方形须弥座，四兽头型足。整个器物采用堆塑手法，造型生动形象，为福建德化窑的产品。
青花梨形执壶元代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故城遗址出土。该器呈梨形，垂腹，圆弧形把手，把手与壶壁衔接处有圈状连接钮，曲形流，平底。盖捏塑成蹲坐的小狗形状。壶体饰缠枝牡丹花。青白地釉，釉色晶莹剔透。这种梨形壶在元大都后应房遗址曾出土1件。
黑釉弦纹“葡萄酒瓶”元代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集宁路故城遗址出土。小口，平底。从肩至底装饰弦纹，上施黑釉。肩部露胎，其上阴刻“葡萄酒瓶”4字，为研究元代酒文化提供了珍贵史料。
鎏金铜菩萨像元代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出土。该座菩萨像铜质鎏金。蒙元时期的佛教，大体可分为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两派。汉地佛教在平民中影响较大，而藏传佛教主要依附于皇室，黑城考古发掘表明，佛教是当地居民信仰的主要宗教。
并立与交融——明朝与蒙古的互动
年,明军攻占大都,元朝统治者退回到蒙古草原,与明廷沿长城分立。为了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明朝修筑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长城,并在沿线先后设置九个边镇,长城防御体系达到可谓空前完备的程度。年后,达延汗统一蒙古各部,其孙俺答汗接受明朝的封贡,在长城边关开启了定期的明蒙互市贸易,为实现中原与北方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交流交往奠定了基础。
八思巴文“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铜印明代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黑城遗址出土。铜质，方形，印背左侧刻“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左侧刻“天元元年二月日”和“中书礼部造”。印文四行：永昌等/处行枢/密院断/事官府印。刻天元元年（年）为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的年号。
《九边图》屏明代
屏风正面为绢本，粘贴于十二块木板之上，画面整体采用写实的青绿重彩山水的画法绘简略地图。东起辽东半岛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其间边陲要地称“镇”者共九个，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榆林镇.宁夏镇、甘肃镇、太原镇、固原镇、故名“九边图”。图中还详细绘出九边之内外的城镇关堡、蒙古营帐，山川河流等地理内容，主要城镇之间，标有距离里数。在第十一幅上部有题款为“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职方清吏司主事灵宝许论识”的墨书序文，它所事绘的原本是成书于明嘉靖十三年（年）许论所著的《九边图论》，屏风背面粘贴纸本行书《后赤壁赋》全文，落款“隆庆三年春三月之吉，赐武进士第京管练勇参将，古燕养静山人郭全仁书”，后钤两枚小方印。
《九边图》屏局部明代
《九边图》屏局部明代
《九边图》屏局部明代
明朝为防御为蒙古的南下，明王朝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逐步在北部边疆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这就是九边防御体制。九边各镇设有镇守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守备、千总、把总等官，无固定品级、无定员。九边各镇驻有重兵。常驻兵称主兵，额设60万左右；此外还有临时调集的军队，数量相当可观。九边屯戍连绵，城堡遍布，是明朝抵御蒙古入侵的屏障，但在和平时期，又是明蒙之间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地带。
守疆卫土——清朝的漠南蒙古
清朝建立后,推行与蒙古诸部会盟、联姻的政策,并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至清末年,清政府又一早期的“蒙禁”政策,转向“放垦”蒙地。山、陕、冀、豫等地民众大量来到长城地带从事农业生产,长城地带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发生了非常大的融合变异。加之中、蒙、俄之间以茶叶贸易为主的商道的开通与兴旺,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城镇的兴起与多元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一切,都为长城地带民族的融合与社会变革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鄂尔多斯右翼中旗扎萨克银印清代
清代在蒙古地区遍设盟旗，旗为清朝国家行政体制中蒙古地区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旗之最高长官称札萨克，选自效忠清廷且军功卓著的蒙古黄金家族后斋，可世袭罔替。此印为清康熙二十五年（年）颁予成吉思汗第二十一世孙松喇布之印。
呼伦贝尔镶红镶藍索伦副总管铜印清代
旗分札萨克旗、总管旗和喇嘛旗，从政治上又分为外藩蒙古和内属蒙古。外藩蒙古各旗直接隶属理藩院，以盟旗制进行治理。内属蒙古各旗则设总管、副总管，由设在各地的大将军、大臣节制。鄂温克族因居住地不同，历史上曾称其为“索伦”“通古斯”等。清顺治年间清庭将鄂温克人编为五个佐，辖于布特哈总管衙门。
为了巩固北部边疆的安全，年康熙帝召集外蒙古三部首领与内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共商国家统一、各民族共同发展大计，史称“多伦淖尔会盟”或“康熙会盟”。通过这种政教合一的方式，清王朝实现了对这一地区的有效统治。
镶银镀金龙纹蒙古刀清代
刀身以优质钢打制，刀柄镶饰牛角，刀柄柄首及刀鞘镶饰银箍。系坠的火镰上用镶珊瑚、松石等的银饰装饰。蒙古刀是蒙古人传统的装饰物，也是不可或缺的实用具。
戥秤清代
俗称戥子，据传是宋代刘承硅发明的一种衡量轻重的器具。属于小型的杆秤，是旧时专门用来称量金、银、贵重药品和香料的精密衡器。
蒙古象棋清代
蒙古象棋，蒙古语称“沙塔尔”，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棋类游戏。蒙古象棋源于波斯，13世纪成吉思汗西征时引入蒙古地区。其走法、规则更接近国际象棋。蒙古象棋棋盘一般为黑白共64个方格，有时方格的颜色也会有所不同。该棋盘为蓝白相间的盒式棋盘，边缘有红、黄、蓝、绿色相间的花瓣纹。
蒙医羊皮药袋清代
羔羊皮缝制的长方形药袋，用于盛放各种蒙药，每一个小药袋口部栓系写有药名的木签。此药袋携带方便，可卷起装在马背上背搭里，有“马背上的药库”之誉。
紫铜荼壶清代
紫铜质。壶身口沿处饰莲瓣、二龙戏珠及花卉纹。壶盖、壶嘴和提手錾刻寿字纹等吉祥图案。为蒙古族熬制奶茶之器。
如意形柄寿字纹铜东布壶清代
藏语称“多穆”，因其形制源于元代中亚的多穆壶耳得名，元代时就已流行于蒙古地区。东布壶结实耐用，便于携带，一直在蒙藏地区沿用，为蒙古族喜用的盛放奶茶等的器皿。
铜奶桶清代
铜质。桶身饰三道银箍，两侧有环形提扣。本件为蒙古族传统器皿，多用于盛放水、茶水、乳汁等，也用于家族祭祀活动。
珐琅彩抿酒壶清代
银质扁圆壶，每侧上下各有一个穿带孔。壶面施珐琅彩釉花卉纹。抿嘴附一细长管，插入壶内，便于吸抿。草原牧人外出放牧时喜欢将其揣在怀里。
蒙古族妇女头饰、帽清代
头饰由冠饰和两侧下垂的长圆形链椎组成。冠饰的额箍用嵌有珊瑚的圆形錾花银托排列围合，以小银珠串编的前额流苏依眉心呈“人”字形，额箍两侧各坠数十条由珊瑚、松石珠及嵌宝银花串连的流穗。
双龙纹马头琴清代
蒙古族男子服饰
蒙古族妇女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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